大门一关上，李勇生就隐藏了他的名字和年龄——包括他是盲人的事实。
它与外界隔绝。他的身份是一串工号，职责是劝人活下去。出了这个门，他们在电话里谈的一切都将被秘密掩埋。
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，自杀已成为15至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，仅次于道路伤害，每年有近80万人死于自杀。
李勇生是天津通集团的负责人，也是中国第一个从事自杀干预的盲人经营者。
李勇生打了一个比喻:有自杀意图的人会穿过黑暗的房间，最后到达一个阴森的迷宫，没有活下去的动力。但是每次进入下一个黑屋子之前，他们都会发出求救信号。
热线是最后的生命线。李勇生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支撑点，在系统崩溃前做最后的救援。“成为他们的朋友，走进去，和他们站在一起。”
李勇生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，这是视神经萎缩的痕迹。一位为他制作纪录片的记者说，他戴着太阳镜，像日本导演北野武。
深夜在配线间，李勇生看起来真的像个导演。工作前，他要关好门窗，保证安静的氛围，让自己轻松进入角色。他穿梭于许多场景。每次打完电话后，他需要时间在大脑中转换角色。
晚上6点，李勇生敲开了接线室的门。在天津的一个写字楼里，10平米，两部电话，两个人值班。“如果你打电话，那么我将成为你的朋友。你什么都可以说。我陪你聊聊天，我们一起面对，好吗？”
自杀干预把企图自杀的人分为4类7个等级26个等级。这四个等级是轻度、中度、重度和紧急。“面对学生，通常扮演一个家长的角色。如果是校园问题，我会扮演老师的角色。如果职场白领打电话来，就扮演一个同事的角色。”
拿起电话，李勇生会仔细听对方的环境声音，然后听对方的呼吸变化、停顿时间和声音大小。5分钟内，李勇生就能判断出危险程度，并迅速制定干预方案——在此前的1000多次高危通话中，他的成功率达到了90%以上。
“聊了5分钟，我就知道我能帮到他，没问题。如果他能抛出求救信号，我就知道这个人还有救。”李勇生说。
他记得一大早接到一个电话。打电话的是个女孩。李勇生意识到电话的另一端正在通话，风也很大。他很快判断出这是一个高风险电话——女孩可能在路边，也可能在高架桥上。
情况危急时，李勇生提高了嗓门，声音几乎和嘈杂的背景一样大。正如他所料，女孩站在桥上，准备跳下去。
在聊天的过程中，他抓住了机会:“现在这个环境太吵了。我想听更多。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？”找个车辆少的地方避风。大家说说吧。"
接上后半小时，女孩来到离桥200米的公交车站。一个小时后，女孩听从他的建议回家了。“等她能跟你说心里话的时候，危机的大门基本上已经关上了。”
每一个电话都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，反复拉扯着希望的出现和幻灭。
李勇生能理解对方的状态:“他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他不知道他已经想了多久。没有他亲友的支持，任何信仰体系都没有了。他只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获得解脱。”
他要做的就是建立“拉系”，建立支撑点，打开对方的心结。“这部分会打电话的人群，他心里还是对生活有些希望的。这是他们的求救信号，他们还在挣扎。”
李勇生有他自己的方法:在不打断对方的情况下继续谈话。与对方的情绪同步，揣摩对方的需求，安抚对方的焦虑。”他说这句话，大概是在问路。我想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。他说完之后，我一定要和他的话联系起来，给他帮助。”
有一定的风险。如果技术不熟练，一句话就刺激到他，不仅拉不出他，反而会激怒他的情绪，让他的心理瞬间剧烈波动。
“特别是对于想自杀的人来说，他最怕的就是一种负担。你不想死。你死后你妈妈会做什么？你爸爸呢？他最怕听到这个。”
盲人面前的世界不是永恒的黑暗。
李勇生从事自杀干预操作员已经7年了。谈及初衷，他说既是帮助别人，也是自助。“对方行李卸下后，我的行李也卸了。虽然看不到，但感觉心里一亮，天也亮了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”
他善于捕捉情绪变化的信号，就像夜晚独自航行的船，面对漆黑的大海，他总能准确判断海浪的方向。但是人不可能一年到头都生活在纯粹的黑暗中，即使他是瞎子。成功挽救一条生命的感觉难以言表。
李勇生能感觉到白天和黑夜的区别。有时候，夜不是空黑的。他去盲校做过调查，即使天生全盲，眼睛也不黑。他认为这就是情绪调节的原因。
“即使他没有光感，长时间被思想强化，他脑海里也会有这种‘亮’的感觉，因为这会让他感到舒服，让他没有压迫感或窒息感。如果心中只有黑暗，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再强大的心，人也走不出来。”
李勇生已经40岁了，但他所有的影像记忆都还停留在10岁之前。失明几乎毁掉了他的生活。
现在，他10岁前的记忆正在逐渐消失。他记不清他们了，连梦都模糊了。
失明前，李勇生是村里有名的孩子王。10岁的时候，他在雪地里玩耍，被什么东西绊倒，脸扎进雪里，眼珠子撞到路中间的“铁疙瘩”上，抽了一地。血滴落在雪地上。他用手摸了摸，意识到自己的两个眼球碎了。
路上积雪很厚，汽车很难行走。去大医院要花很长时间。他的父母把他带到附近的医院，缝合了他的眼睛，他很快就出院了。亲戚感叹，真是个好孩子，这辈子毁了。“我听到这个词就极其难受。我怎么能废除它呢？”
李勇生经常感到眼睛模糊，脑袋像一顶“铁帽子”。他总是不自觉地想摘下自己的“帽子”。他变得沉默寡言，没有以前那么活泼，喜欢待在人少的地方。
他对声音越来越敏感。他通过鸟儿的叫声来判断天气。天气好的时候，麻雀叽叽喳喳。天气不好时，鸟儿振翅飞翔。他认为可能会有一场大雨。他甚至可以通过声音判断道路的宽度。
李勇生仍然记得12岁时发生的事情。他和朋友去别人家花园拉菜。当花园的主人看到他时，他只是打了李勇生一下。“我觉得这不公平，想来想去，为什么要欺负我？只是因为我看不见，只是因为我是个累赘，我不能。”
头上的“铁帽子”和心里的疙瘩都被一把火给毁了。“我不能让别人这样看不起我。等我长大了，一定不能让别人说我是个废人。我一定要好好活着，一定要真的活着。”
我给李勇生叔叔买了一台收音机，他通过声音与世界联系。他听相声讲故事，听心理访谈。他知道盲人可以去盲校，学按摩，学打击乐，重新有了希望。
有一次，他拨通了节目热线，一个心理医生正在讲课。他问，以后怎么办？专家说你可以成为心理咨询师，很适合你。心理咨询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词。
有一次，他去长沙参加一个心理学课程，知道长沙建立了希望热线。“当时就觉得特别适合我，眼睛一亮。”
2015年，天津还将开通希望热线。李勇生立即报名参加，成为天津市第一批热线志愿者。
在业余时间，李勇生也会思考如果他不是盲人，他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他可能会参军，或者钻研某个课题，进行创新。“因为意外，才走进这个行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不擅长别的，只擅长心理咨询。如果我能帮助别人，那是最好的。”
他常常觉得自己和电话那头的人在两个世界。
在那个混乱的世界里，一开始，他觉得自己就像村长，帮忙解决一切。后来的他更像是一个侠客，面对坎坷的道路也要拔剑相助。现在，他只想做对方的朋友，帮对方理清行动的脉络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。“进去和他们站在一起。”
生活的模拟。
听了上千个故事，李勇生发现，这些相似的情节，带着人生阶段的共性，在不同的人身上被感动，被再现。
他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一位老人。老年人常年独居，身体不好。现在被卖假药的骗了，不想活了。
他发现这是老年求助者的共同症结。他们孤独，寂寞，无助。大多数时候，他们活在回忆里，对未来充满恐惧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就产生了心理问题。
“相对来说，老年人容易干预。只是让他觉得有人在陪他聊天，支持他说的一切，像‘爷爷太对了’、‘就是这样’。让他感受到认同感，他就会慢慢恢复。”
李勇生也遇到过欠下巨额赌债的中年失意者。对方认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在酒里泡了一罐安眠药，准备喝下去。他拨打了希望热线，希望自己的事情能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。
李勇生成功劝阻了男子。一个多月后，该男子的家人打来热线电话表示感谢。李勇生从他的接线同事那里听说那个人已经走出阴霾，他兴奋地围着椅子打转。
他说，对于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来说，最基本的规则是无论对方说什么，都要支持和尊重他，让他感受到真诚和发自内心的关心。这是建立信任关系的本质。“他一定觉得我在倾听，在关心，他说什么我都能接受。”
当他听到孩子的烦恼时，最容易情绪化，沉浸在对方的痛苦中。
现实中，李勇生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在读高中，另一个在读初中。李勇生还记得一个13岁的男孩，单亲家庭，他的父亲嗜酒嗜赌，总是担心害怕。孩子饿着肚子，怕爸爸打人，怕爸爸不回来，该有多孤独。李勇生想到了他的孩子们。
接完电话，他站起来，喝了一大杯水，出去散步，清空了一会儿大脑，才从角色中走出来。
离开配线间后，外界的声音能把他拉进现实。
一路上，他能听到汽车的引擎声。一些司机按喇叭催促前方车辆，街头小贩也在叫卖。这些声音带来了生活的真实感受。
但不是所有的运营商都能瞬间走出来。有时那些艰难的感觉困扰着他们。一些感情细腻的经营者更是苦恼，也有人经常担心，他的困境解决了吗？他又自杀了吗？他的家人怎么样？
“如果他每天都沉浸在这个问题中，会影响他的现实生活。最后有些人不会这么做，因为太感性了。”
这些苦难也滋养了李勇生，使他以苦难为前提。
“在这些人身上，我读过这样那样的故事，需要去消化他们的痛苦和煎熬。就像打疫苗一样。如果再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处理起来会很舒服。无论过去和未来，一切都是生活的重复模拟。”
他发现，打给希望24热线的电话数量逐年增加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7月底，共接到394509个电话，40%的电话来自青少年，其中高危病例超过5000例。
起初，当李勇生值班时，他经常只有四五个电话。现在，电话几乎是不间断的。“这个还能打进来，90%以上的电话打不进来(占线)。”
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打电话，学生占比最大。李勇生遇到的最小的帮手，只有11岁。
需求翻倍，但同时运营商流失严重，供不应求。
根据希望24热线的资料显示，2012年该热线在上海成立后，为了保证专业性，希望热线要求接线员要持有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，或者参加心理危机干预实用技术培训，经过培训和见习后才能上岗。
到2020年10月，志愿者超过700人，其中热线接线员超过400人。希望热线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，2017年有700多名话务员，2022年现有话务员不足300人。
这些经营者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志愿者。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教师、公务员、心理咨询师居多，业余时间联系。
2015年，李勇生参加了希望24热线第一期培训班，同期志愿者有350多人。“很多人接通后很快就走了，只有120人左右留在热线里。”
7年后的今天，李勇生估计第一批坚持留在热线的志愿者不到20人。
人们离开的原因各不相同。因为有的工作调动，有的因为搬家离得远，有的结婚生子，抽不出时间。但最大的原因还是高强度的投入产出。李勇生说，从事危机干预的经营者需要很强的学习和探究能力，不断吸收知识和做大量实践是对精力的考验。
今年6月，由世界卫生组织撰写的《世界精神卫生报告》发布。自杀已经成为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发言中表示，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心理健康危机，近十亿人患有精神疾病。
李勇生也有同样的感觉。随着城市节奏的加快，有越来越多的悲伤。在这些创伤和挫折被治愈之前，新的创伤会被填补。
他也遇到过热线成瘾者——长期生活在希望热线上的人。“他们一有空就玩，一年也就玩个几十上百次。我们从不问他姓什么，也不透露信息，但他一打进来，就能听出我们的声音，说:“是你。"
李勇生没有让对方挂断电话，而是继续耐心地听着。“热线是这群人的希望，每个人的希望都是平等的。他对热线的依赖表明他的社会支持系统非常薄弱。如果唯一的希望再次破碎，对他们来说将是极大的创伤。如果我们能提供帮助，我们将继续提供帮助。”
对于数量庞大的自杀事件，热线只是干预的一部分。很难拯救这么多有自杀意图的人。
“仅仅依靠一条希望热线，真的是杯水车薪。辅导员少了，里面的危机案例就更少了。”李勇生说。
李勇生说，每个试图自杀的人都会释放自己的求救信号。“我们的心理叫‘三支六变’，可能会有请人支东西的行为，会有气质的变化等等。”
一点点的关心，或者一点点的希望，都可能拯救一条生命。“如果当时我们正好在他们身边，就不要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。只要做一点点，真正支持他们，理解他们，陪伴他们，让他们不那么孤独，就有得救的希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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